张国焘精心准备的接风宴

风云汇聚，大势起。

在张国焘北上这段时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局势都发生了巨变。

首先苏联改变了对外策略，开始筹建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苏联一变，中国的局势紧跟着就变了，国际代表林育英到达陕北后不久，立马就召开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共的中心任务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所有的决策和战略计划制定都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而制定，教员率领一方面军东征，尽管没有成功开辟吕梁山根据地，也没有打开国际线和抗日通道，但通过东征一战，使得西北军、东北军和晋军都晓得了红军的实力。

此后，陕北的局势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再加上我党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建立统一战线上，取得了丰厚统战成果。

我军搞统战工作还是很厉害的，西北军率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随后红军跟东北军打了几仗，吃掉张学良不少兵力，东北军也不愿再跟红军争斗了，张学良和教员等人达成了协议，并且就连阎锡山都开始倒向红军了。（阎锡山是被打怕了，一开始他以为可以得罪红军，但教员搞了一次东征后，他才发现日军、老蒋不能得罪，但红军更加不能得罪）

1936年5月中旬，中央给朱老总和张国焘发电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选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接到消息后，张国焘开始放心北上，并开始布局。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其景象不亚于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场景，在红二、六军团还没有到来前，徐向前就发表讲话，跟干部交待要好好跟红二、六军团的同志相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兄弟部队弄出了点矛盾，但现在已经重归于好，可如果红二、六军团来了后，也跟四方面军搞的不愉快，那就说明的确是四方面军做得不够好，所以大家要好好准备，要让兄弟部队感受到四方面军的热情真诚。

徐向前的这番话是真诚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四方面军拿出了数量众多的牛羊肉，还有各式各样的好东西，让刚经历了乌蒙山回旋站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士，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来自兄弟部队的温暖。

更为夸张的是，负责招待贺老总和任弼时的四方面军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甚至在接风宴上，摆出了罕见的海参和鱼翅。（熊厚发也是我党的好同志，打仗很勇敢，半年后，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死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死得很悲壮）

熊厚发对任弼时等人说，张主席比较忙，没来得及亲自为各位首长接风洗尘，而这些从甘孜保安团手里缴获的好东西，都是张主席特地交待留下来，给首长们尝鲜的。

熊厚发没有说谎，张国焘的确比较忙，但熊厚发没有说出全部实情。

1936年6月1日，突发两广事件，广东的陈济棠还有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合起兵反蒋。这起事件的主要起因是1936年1月刚从海外回到广东的胡汉民，于5月下旬，在下围棋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死了。

老蒋以前顾忌胡汉民的威望，一直不好将手伸到两广地区，而胡汉民一死，老蒋立马让王宠惠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收回陈济棠手里的广东军政大权，结果一下激化了矛盾，陈济棠先发制人，联合李宗仁和白崇禧，起兵反蒋（打的是反蒋抗日的名义）。

消息传到陕北后，教员等人一思考，国民党内部搞内讧，对于红军来说是好事啊。

两广当时闹得比较厉害，老蒋被迫抽调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南下对付桂军与粤军。导致西北地区国民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原本形式紧张的陕北，压力一下就缓解了，教员自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6月19日，中央致电朱老总、张国焘及任弼时，指出：“时局形势已起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接到中央消息后，张国焘的确没有耽搁，他也明白这是好时机，6月28日左右，他跟陈昌浩、李卓然等人都在研究部队行动计划，给徐向前、李先念等各部队军首长下达作战命令。

一直到1936年7月1日，任弼时和贺老总等人都到了甘孜，张国焘才着急忙慌的从炉霍赶往甘孜，所以熊厚发并没有说谎，因为时局变化的太快，张国焘这个红军总政委的确比较忙。

可熊厚发没有说出全部事情，接风宴当晚，张国焘已经到了甘孜，但他没有参加宴会，而是抓紧时间搞分化工作。

红六军团的接风宴是32军负责的，所以红二军团首长参加宴会的时候，红六军团的干部们并没有参加。

贺老总、任弼时这边的宴会刚结束，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就前来找任弼时汇报，他说，张国焘将红六军团的高级干部都找过去谈话了，还是分开一个一个谈的。

这时，贺老总和任弼时互相看了一眼，原来张国焘是忙这个去了。

紧接着，王震又对两位首长做了详细汇报，据王震回忆，当时张国焘见了他后，就直接说：“我知道你呀，铁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

然后张国焘见王震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支笔，就伸手拿出来，看了看，说这是一支派克，就是有点旧 ，送给我吧。装下派克笔后，张国焘又拿出了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当做还礼，送给王震。临走的时候，张国焘又让战士牵出4匹好马送王震。

张国焘这个红军总政委对一个军团级干部如此殷勤，打的什么注意傻子都明白。

但王震将所有的细节都完完整整的汇报给任弼时和贺老总了，这才是一个高级干部在党内发生斗争时，应有的态度。

听完王震的汇报后，任弼时和贺老总交待王震，东西都可以收下，但命令还得听中央的，好处照单全收，但坚决不办事。（不管是朱老总、教员，又或者贺老总和任弼时，在解决张国焘问题时，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牛皮糖战术，在坚守原则底线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斗争。这值得学习。）

普通人碰到张国焘这种情况，一旦气不过斗不过，要么就是刚到底，要么是彻底分裂，除了蛮干还是蛮干，但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心里是痛快了，解气了，可问题解决了吗？

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遇到难题一时解决不掉，是人都会有坏情绪，但当我们平复心情后，要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被坏情绪控制来发展问题的。

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撕碎问题，要明白问题不会自己消失，撕碎后的它只会换成一个更加难处理的形式存在。

张国焘的糖衣炮弹遇到了贺老总和任弼时都成了哑弹，但张国焘除了糖衣炮弹牌和感情牌之外，还有以势压人牌。

从中共一大起，就长期在党内位居要职的张国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早已锻炼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斗争方法论。（教员都没有小瞧他，却总有人自命不凡到，将张国焘视作三岁无知小儿。）

教员曾说过，人之所以会犯错误，主要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正确的思想必然能指导正确的行动，而错误的行动，必然来自错误的思想。

张国焘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以迎接红二、六军团为借口，派出工作团到红二、六军团中散发传播错误思想和事实《干部必读》小册子，这是一本张国焘专门用来宣扬他的路线，攻击中央路线的小册子，是他费了不少心思，专门为红二、六军团编制出来的。

小册子里面还夹扎着红军过草地的经验，以及跟藏民打交道的经验，有很强的迷惑性。

但贺老总一眼都看出了问题，并下命令，这些小册子一律不准看，不准传播，全部都烧掉，看了要处分！

王震在红六军团，见到这些小册子后，也下令全部烧掉了，所以张国焘扰乱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想的想法没有达成，但张国焘位高权重，他又派出陈昌浩去红二、六军团做报告，想在报告时，散播不利于中央的言论。

任弼时很严肃的对陈昌浩说，可以说抗日，也可以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但有关一、四方面军的事不准讲，一个字也不准提中央。陈昌浩还是比较配合的，给指战员作报告时，敏感内容一个字都没有讲。

任弼时是一个看问题很深刻的人，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平等待人，不分亲疏，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从而得到干部、群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被亲切地称为“党内的妈妈”。

此前，任弼时和朱老总等人在甘孜碰面时，任弼时听取了朱老总的意见，离开红二军团，跟着红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找机会反向做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进入草地前一晚，任弼时找到机会和前敌指挥部的政治主任傅钟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他们走出帐篷，就在星空下谈话。

任弼时先说了红二军团长征一路过来的艰辛，紧接着又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比较好的地方， 随后他便直入主题，对傅钟说，你们在红二、六军团散发的小册子中说中央是“不辞而别”，将党内纠纷公之于众这不利于团结，也有损中央权威，这么做是不对的，为什么还要散发？

任弼时直接了当的质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的说道：“不知道。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从傅钟的回答中，不难看出，像他这样一个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都没有搞懂当时的具体情况，就稀里糊涂的跟着张国焘南下了，可想而知，下面的战士和广大指战员受影响更深。

听到这样的回答，任弼时感到诧异，他又让傅钟详细说了整个过程和细节，当时傅钟跟李先念这些人四方面军年轻干部是张国焘跟中央斗争时的主要提拔对象，故此傅钟也参加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知晓不少情况。

详细听完了傅钟的话后，任弼时紧锁眉头，思索了一会后，严肃地问道：

“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任弼时一句话就言中了要害！傅钟回忆说，尽管草地的夜晚格外寒冷，可任弼时这句反问，令他直冒冷汗。

直到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开完一年后，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才后知后觉的明白到，他们竟大胆到违抗中央决议！而傅钟当时还是参会人员，见证了决议的通过。

可他不仅没有维护决议，反而走到了决议的对立面，这怎能不让他感到后怕。

贺老总和任弼时的到来，果然如朱老总所料，反张国焘的政治力量得到了空前增加，情况开始好起来了。

1936年7月2日，张国焘在甘孜主持召开会师庆祝大会，而贺老总就坐在他旁边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未完待续）